欢迎您来到中国民生网!!!
地 方
频 道

民生热线:4000-743-356
您当前的位置:中国民生网 > 文史 > 正文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面对传统文化?

2014-02-20    来源:   

分享到:


{$content.content}

[编者按]当代中国思想界,接续传统,复兴国学,已成为一股澎湃的潮流。面对现代性挑战,面对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面对转型期社会的道德失序,有为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试图重建道统,重建纲常。

然而文化价值重建,却任重而道远。它要消化200多年来西方冲击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它要深刻地理解以反传统为特征的中国革命,它要深刻地理解以个人权利为主要诉求的自由主义,它也要深刻地反省近20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历程和思想方法。

2013年下半年,修远基金会设立“传统文化研究课题组”,试图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中华传统文化超越时代的核心价值是什么;2.在当今时代,讨论传统文化的方法论;3.面对现代性的挑战,应重点吸收传统文化的哪些方面。作为该项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本刊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加以刊发。本文力图表明的是,文化重建涉及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定义和重新理解,它不是逆反性的复古主义,而应是从今天的现实出发,在对传统的再解释中,寻找面向未来的新的普遍性价值。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国力不断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来到了新的起点——新的起点也意味着,必须凝聚新的共识。当下,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却也造成了人心散乱、伦理缺位,原有的意识形态面临难以收拾人心的困境。与此相对应的,是近百年被主流激进思潮压制的传统文化,正在中国社会默默生长,重新塑造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伦理世界。与此同时,主流叙事也在有意识地建构“民族复兴”的历史叙述,“文化重建”也必将是“民族复兴”的应有之意——民族复兴是无法脱离传统文化滋养的。对于学术界和思想界来说,“文化重建”已经成为我们要面对的紧迫问题。当然,今天谈“文化重建”,不仅意味着要从传统中开出新意,也意味着对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理解,即对中国发展道路、发展理念、未来理想的全面阐述。因而,我们今天谈传统文化,不是以过去为导向,提倡复古主义;而是以未来为方向,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传统,不是泥古主义(traditionalism),而是思考未来的出发点。

一、传统文化活在解释之中

文化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流动的历史,这种流动性,往往来自“现代”对“古代”的重新定义与重新解释。从15世纪到19世纪,西方文化的不断创新,正是通过不断返回自己的古典文化传统,通过古今对话来变革政治理念、调整经济政策、重新平衡政治秩序,最终使得自己不断开出新意、发展壮大。

面对西方文化带来的现代性压力,各大古老文明都面临痛苦的现代化转型的任务,不仅仅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竞争压力,还有来自伦理和价值层面的挑战:各大古老文明如何面对自身的传统?当代,视西方文化为普世文明而力图切割自身传统的激进主义与视西方文化为欲望膨胀之祸而力图返回自身传统的原教旨主义,似乎都不愿意承认,传统与日常生活交融在一起,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以自己的行动和话语重新诠释传统。

中华文明传承的一个基本资源是经典文献:《四书》、《五经》、历代史书。文明传承的基本方法是经史互释,经无史而不彰显,史无经则散乱。历代士人精英,抒发政治理想、革新政治纲领,都需要从各自面对的时代命题出发,重新解释经典、重新解释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遇到过必须重新解释传统、重新解读经典的问题。魏晋南北朝以降,佛教思想大为盛行,使得传统的价值理念受到极大挑战。在思想文化领域,佛教思想对士人精英的影响广泛。虽然不时有儒家学者排佛之论,如唐时韩愈《谏迎佛骨表》以纲常伦理、夷夏之防来否定佛学,但只能从较为浅层的现实效果来批评,无法从理论深度加以驳斥,因此,无法收拾被佛法吸引的人心。唐代藩镇割据之后,中原秩序再度分崩离析,武人政治暴烈,文脉散落民间,重建政治秩序意味着不仅要抑制军权,也需要复兴儒家思想来收拾人心。宋时,平民士人担纲起复兴文脉之责。他们已经认识到,佛教内含着深刻的形而上学思考,而儒家思想偏于世俗,较为朴素,正是不足所在。宋儒需要完成的工作是吸收佛家思想中的思辨因素,将朴素“三纲五常”予以形而上学的论证,如此,才能真正说服精英、教育精英。而儒家经典中,《五经》史论较多,难以进行形而上学论述,而《四书》讲心性,则可以进行思辨发挥。由此,朱熹历时二十余年重注《四书》,使得儒家重新夺回思想领导权。这场斗争,如果从韩愈算起,历经三百余年方获成功。

重新解释传统不仅体现在对经典的重新解释中,也体现在制度设计上。明中叶以后,商业贸易勃兴,中美洲白银通过贸易不断向中国流动,白银资本发达,土地兼并加快,很多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嘉靖十五年(1536),大学士夏言上书请求开放民间祭祖,改变了“礼不下庶人”的惯例。“礼”向老百姓开放,在实际生活中形成了围绕祠堂,建立大家族的经济共同体,用祠田等来维持共同体,抵御商品经济冲击和流民化的趋势。依靠宗族的力量办学校、修路、兴建小型水利、供养鳏寡孤独。事实上,这是推动以宗族为中心的地方共同体建设,也可称之为明代的“社会建设”。

中国的历史实践表明,对于传统文化,应该活学活用。要做到活学活用,就得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将传统看做解决问题的资源和经验,使传统活在解释中,活在日常生活中,活在对现实生活的不断回应和接续传承之中。今天,当我们讨论“传统文化”时,为了避免将之概念化,有必要先明确我们所处的历史语境。

二、理解我们所处的历史语境

早在清末,李鸿章等人就已经认识到,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面对的挑战,的确也远胜于唐宋之变和明清之变。今天,中华文化要消化这种外来的冲击,所要付出的努力势必也远大于消化佛教文化。而我们要重新解释传统,首先是应该理解当下所处的历史语境,理解我们当前所处的思想环境。

1. 百年激进反传统历程

19世纪末,晚清政府面对西方的屡次入侵,屡战屡败,而历次改革,也屡改屡败。

“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希望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道。他们接受的是西方器物文明优于中国的理念。甲午海战的失利,人们又转而相信,对器物文明的学习,要看到器物与制度的内在一致性。到了“维新运动”,对西方的学习进入到制度文明的层次,康有为等人希望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改变中国僵化的政治体制。“维新运动”旋而失败,士人精英对统治集团丧失信心。辛亥革命虽推翻了王朝体制,但革命还会遭遇复辟,革命后也无法避免国家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所以,思想界观念日趋激进,认为只变革制度,不变革文化,革命仍不彻底。由此,“新文化运动”兴起,力图彻底抛弃传统文化,通过批判家庭、批判父权制、批判礼法制度,不仅反对中国的政治传统,还致力于反对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以文化革命来倒逼政治革命。

近代以来,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逐渐认为,西方文化不仅在器物武器上优越于中华,在器物背后,也有一套高深的意识形态,并且还有着强大的政治能力。而这种力量、意识和政治的三位一体,造成了士人精英在面对西方文化时,逐步丧失了文化自信心: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最后到“全盘西化论”。

现代中国两个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激进思潮的产物。正如王奇生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中所展现的一般,孙中山力图借助苏俄模式重整国民党,而中国共产党则直接模仿苏共的模式建立起来。不过,与中共不同,国民党模仿苏共的组织模式,但在政治纲领上则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强调传统文化,既反自由主义,又反共产主义;而中国共产党则高举马列主义旗帜,既反自由主义,又反文化保守主义。

相关链接:

关闭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