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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萧山18年冤狱当事人:望涉案人员公开道歉

2014-05-02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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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浙江萧山18年冤狱当事人:望涉案人员公开道歉

4月27日,田伟冬驾车带着怀孕的妻子去西湖游玩,其母亲说,儿子出狱后一度性格孤僻,不与任何外人交流,一年后才逐渐适应。家属供图

  4月27日,田伟冬驾车带着怀孕的妻子去西湖游玩,其母亲说,儿子出狱后一度性格孤僻,不与任何外人交流,一年后才逐渐适应。家属供图

田伟冬家的4层小楼门前,仍挂着去年结婚时的彩灯。心形的花环里,写着“田伟冬谢爱妻”。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摄

  田伟冬家的4层小楼门前,仍挂着去年结婚时的彩灯。心形的花环里,写着“田伟冬谢爱妻”。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摄

  ■ 人物简介

  入狱前,田伟冬,21岁,饭店厨师;陈建阳,20岁,宾馆门卫;朱又平,20岁,轧钢厂工人;王建平,19岁,水电工人,田孝平,刚满18周岁,还没找到正式工作。

  1995年,杭州市萧山区,在缺乏作案工具、指纹证据,主要依赖口供的情况下,这5名青年,被断定为两起抢劫、杀人案的凶手。4人被判死缓,1人被判无期徒刑。

  这场冤案终结在2013年7月2日,浙江高院开庭再审,5人被当庭宣判无罪。

  现在,距离最晚获释的王建平出狱,也整整一年了。

  “咔嚓一下,人生被截掉一大块,缩短了。”

  说这话时,田伟冬脸上还带着惊恐。

  他们都还没能走出过去18年间被称作“罪犯”的阴影。

  如今,萧山案的“五青年”都已接近不惑之年。

  尽管获得了高额的国家赔偿,但如何忘记过去、生活在当下、规划未来,对他们而言仍是一个又一个难解的谜题。

  人人都说四十不惑,但面对现实,他们却更加困惑。

  烙印

  除了家人谁也不信任

  4月24日,田伟冬坐在咖啡馆里,表情平静。

  他考了驾照、买了新车、结婚生子,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出狱后的田伟冬和其他4人一样,正努力弥补错过的日子,迈入新生活。

  但18年的牢狱之灾,仍然是他们记忆的禁区。

  田伟冬更愿意回忆出狱那刻的感受:“就像从坟中爬出来。在里面很压抑,出来却瞬间失重。”

  2013年1月11日,监狱门外,刑满释放的他和妹妹抱头痛哭,然后恍惚地回家,从大门口直径将近一米的火盆上跨了过去,预示着摆脱晦气。

  新生活却甩不掉监狱里的烙印。

  恰逢梅雨季节,萧山多雨潮湿,连续4天,每天凌晨3点,脊椎骨的剧痛把田伟冬惊醒,这是在狱中落下的病痛。

  今年4月27日,穿戴整齐、鼻梁上架着眼镜的田伟冬,开车带着怀孕的妻子去西湖游玩。

  尽管西湖距他家仅50多公里,但这是他刑满释放15个月后第一次去。

  母亲陈君(化名)说,儿子刚出狱时性格孤僻,不愿迈出大门一步,拒绝与任何外人交流,一年后才逐渐适应。

  比田伟冬晚一个月出狱的朱又平,拽出监狱里的各种印记,书信、证书、衣服,全部撕碎,摔进垃圾桶。

  他决计不再回忆,想彻底告别过去,为噩运画个句号,但还是时常在夜里被噩梦惊醒。

  监狱是长明灯,晚上睡觉不关灯。朱又平回家第一晚,辗转反侧,关灯太暗,开灯又太亮。床头灯开开关关好多次,凌晨3点才睡着,5点不到就起来了。

  4月26日,饭桌上,田孝平呼呼地扒拉着米饭,午餐只花了两分钟。他说这是在里面(监狱)养成的习惯,想改都改不了。

  王建平曾在新疆服刑,想起当时“烈日下,每天跪在地里摘棉花,一顿只能吃两个酸馍馍”的情景,这位倔强的中年人还是会忍不住掉泪:“我最好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

  这5人中,田伟冬是减刑最多,最早刑满释放的人。“谁不想早点出去,只要有机会就会抓住,拼命表现。”田伟冬解释自己当年的状态。

  在他看来,人性的多面在监狱里已发挥到极致,这也致使他刑满释放后,不再信任除家人之外的任何人。

  他说他不适应城市,太多新鲜事物需要去重新学习。第一次站在ATM机前,他精神高度紧张,生怕它吞进银行卡后再不吐出来。

  18年留给5个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创伤,屈辱、压抑、顺从。走出牢狱之灾,他们都承认,脾气变得暴躁,怒起来很难控制。

  他们倒不避讳谈论感情,这5人中的一位,因为这种脾气给婚姻带来麻烦:和新娘办酒席才两个月,他们就争吵不断,最后迅速离婚,潦草收场。

  “经历这磨难,你就知道,烙印永远跟着你。”离婚者垂首沮丧。

  逃离

  怕孩子听到父亲蹲过牢

  每天清晨6点,陈建阳会被萧山小城的喧闹声吵醒。

  18年间,房子和街道变了模样,这片中国县域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域,如今让他熟悉又陌生。

  睁开眼的一瞬,他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今天要做什么?”

  答案永远只有一个。

  暂时没工作,不用按时上班,除了和4位狱友碰面,聊天喝茶,陈建阳几乎没有其他交际。

  他们频繁约见,交流前一晚失眠、做噩梦的经历。

  “一天”总觉漫长,临睡前,第二个念头像是如约而至:“人生还来得及吗?”

  很多个夜晚,即将迎来40岁的陈建阳总是自问,他担忧、整晚失眠,循环往复。

  一早一晚的这两个念头,成了他的心病。

  半年前,他索性离开了老家欢潭村,搬到萧山区的中心地段居住。

  “城市大,不像老家,大家都关注你。”陈建阳有时害怕被关注。

  他将另一个逃离的理由归结为钱。

  2013年2月,陈建阳获假释,5个月后,宣判无罪。再后来,他拿到了一笔国家赔偿金,来探视的亲戚朋友挤满了陈家那栋有二层半小楼的院子。

  在陈建阳看来,那些嘴边的关心,说着说着就落脚到“钱”字上:“国家到底赔了你多少?”

  赔偿款的具体数目,陈建阳不愿透露。“社会上传言很多,村里说赔了我们几千万,完全和事实不符。”

  根据国家赔偿的计算公式,媒体曾保守估算,陈建阳等5人将可能获得总计超过530万元,这也会创下国家赔偿的纪录。

  530万,陈建阳对此只是含糊带过:“差不多吧。”他不想让大家只关心赔偿:“再多的钱又怎样?我父亲说过,就算赔我再多他都不接受,唯一可以接受的,是赔给他一个十二三岁的孙子。”

  在朱又平看来,老家是必须要离开的。他担心孩子在这里长大后,有人提及他的往事。即便他是清白的,也不愿孩子知道自己有个蹲过大牢的父亲。

  “这是以后可预见的、一定要面对的东西。”朱又平说。

  家乡可以逃离,但逃不开的,是未来的生计。

  危机

  应对中年危机经验值为0

  “你觉得我心理年龄多大?”陈建阳问。

  他始终觉得他们5个人即将迈入四十岁的躯壳里,包裹着和年龄不匹配的心理状态。

  “我们也会遭遇中年危机。”陈建阳说,但比起同龄人,在应对家庭和事业遭遇的危机时,他们的经验值简直为0。

  田孝平的父亲患了癌症,医院宣告已没有必要救治,他把父亲从医院接回家,照顾老人最后的时日;王建平的爸爸刚刚做完开颅手术,生活也难以自理。父辈相继出事,让他俩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缓过劲来。

  “这些事,同龄人都有可能会遇到,但放到我们身上,就觉得生活更加不易。”陈建阳说。

  刚出狱时的田伟冬还曾满怀希望,凭一技之长找份工作,证明自身的价值。

  在监狱服刑时,他曾经过几个月的短暂培训,后被调入卫生站做护工,“几乎是拿着听诊器,听见同监狱的犯人心跳停掉。”

  但这项经历并没给他的求职带来加分。

  他在监狱里还参加了成人自考,读了物流专业。出狱后,他研究了快递公司和电商的物流,却发现在狱中学习的理论和实际完全不符,还是得从最基层的快递员干起。

  快40岁了,还得和20多岁的年轻人竞争,想到这,他放弃了。

  陈建阳倚仗的是那笔国家赔偿金,他想到了创业,把目标定位在机械加工厂。

  他觉得自己有行业经验。

  陈建阳曾在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这里素以关押重刑犯闻名。他曾是监狱机械加工车间的操作工。“在流水线上我是一把好手,比别人要熟练得多。”讲到这儿时,陈建阳脸上露出少见的自信。

  但因为脱离社会多年,他对市场缺乏判断,拿不准方向。

  带着疑虑,他向曾采访过他的记者咨询,对方说:“这已经是夕阳产业,要投资最好谨慎些。”

  从陈建阳的老家欢潭开往萧山的公车上,沿途能看见林立的机械加工厂,但都已破败衰落,陈建阳忧心忡忡。

  果然,开业3个月,经营一直没起色,厂子最后被迫关门,赔了一笔钱,留给陈建阳的,是一片搁置不用的老旧设备和厂房。

  他倍感挫折。“一下没了信心。”他耷拉着脑袋说,“除了这个,其他我什么都不会。”

  选择

  高不成,低不就?

  折腾过后,陈建阳和兄弟们琢磨,怎样使用赔偿金,能为今后的生活提供永久的保障。

  此前,萧山案工作组和他们协商的结果是,经过5人同意,直接扣除一部分国家赔偿金,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置换萧山的一套房产和一间商铺。

  按照工作组的说法,这套房产和商铺发展前景良好,两三年后即可出租使用,保证每个月有一定的收入来源。

  但陈建阳和朱又平的一致看法是,这点国家赔偿金,相对萧山的经济水平来说,并不算高。

  其实早在今年3月,获知两张案当事人拿到国家赔偿金时,朱又平连手机都没带,就动身前往安徽歙县七川村——张高平和张辉叔侄的家乡。

  “因为有同样的经历,我想认识他们。”朱又平说。张氏叔侄热情地接待了同命之人。

  朱又平更多的关注,其实在“两张”的国家赔偿金上,究竟赔了多少?为什么这么赔?

  此后,萧山案国家赔偿启动,当地政府和萧山五兄弟之间达成了默契:没有人透露这笔赔偿金的准确数字。

  尽管方案已施行,但萧山“青年”想要的远不止这些。

  工作组再次提出方案,可以在萧山的风景区为他们谋一份管理员的差事,月薪3000元左右,工作只是骑着自行车在景区内巡视。

  “其实就是闲差,去养老的。”陈建阳说。

  5人都拒绝了这份差事:“这不能体现人生价值。”陈建阳说,“希望政府能给个就业的机会,工作好点,但隔离社会这么久,不知道哪个机会可以信任。”

  高不成,低不就。他们不甘心平淡,却也无力面对更复杂的挑战。

  最近一段时间,陈建阳和另外三位哥们有了新方向:他们想在萧山开个洗车厂。

  在陈建阳看来,这不需要什么高科技,投资也不大,算是稳妥的选择,只要出点力气。

  “这样的要求不算高吧?”他反问。

  但如何选址、如何与土地拥有者议价,陈建阳希望政府能够出面协商。

  对他们来说,面对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他们倾向于依赖政府,似乎这才能安心。

  尊严

  “要从正门进区政府参观”

  除了生活保障,陈建阳和田伟冬都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追责。

  这似乎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念想。

  2013年7月,被宣判无罪的第二天,在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负责接待的副局长向陈建阳等5人当面道歉。

  但“五青年”更希望有另一种形式的道歉:萧山案牵扯到的所有相关人员,能集中在一个公开场合和他们见面、道歉。

  他们说,并不是要追究这些人的责任,只是觉得这样的方式才能真正接受。

  此前,他已经实现了酝酿长久的另一个诉求:进入萧山区政府参观。

  那是7月的一个下午,陈建阳带着另外两位当事人,欲进入萧山区政府大门,值班的保安拦下了他们。

  他就站在路边,双手揣在兜里,来回转圈,为了能进入这座威严的建筑,这些刚刚离开监狱的“青年”们在门口与保安对峙起来。

  “我是正当公民了,就想进去看看,为什么不让进?”陈建阳较真劲儿上来了,决意进去看看。

  保安仍旧不让登记,陈建阳最后只能打电话,叫来了萧山案工作组的领导,最终如愿进入。

  在进入前,他一直强调:“我要从正门进来,不走侧门和小门。”

  他明白,这种举动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意义的东西多。

  “人家感觉很可笑,可对我们来讲,觉得是必不可少的。”他说,“这是我表达尊严的一种方式,我要争取。”

  ■ 事件背景

  1995年3月20日和8月12日

  杭州萧山农垦一场、坎山镇青风加油站附近,先后发生劫杀出租车司机命案。警方侦查认定系陈建阳、田伟冬等5青年所为。

  1997年7月

  陈建阳等4人一审分别被判死刑、死缓,田孝平被判无期。陈建阳等4人上诉,后改判死缓。

  2011年7月

  杭州警方比对指纹发现,一盗窃前科人员“项古顶”指纹信息,与3·20案现场提取指纹信息一致。

  2012年12月

  3·20案“真凶”项生源(即“项古顶”)归案,今年1月被批捕。项主动供述了作案经过。

  2013年1月

  浙江高院对“萧山5青年劫杀出租车司机案”立案复查。

  2013年7月2日

  萧山案再审改判,浙江高院撤销原判决,5青年两起抢劫杀人罪不成立。此后5人申请了国家赔偿。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实习生 罗婷 浙江杭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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